在淮海战役期间,蒋中正(即“老蒋”)调动了大规模的兵力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此次战役,老蒋动用了四个兵团,加上四个绥靖区(其中有些绥靖区在战役过程中被改编成兵团),总共部署了二十五个军,约六十万人。然而线上股票配资,蒋军的这一切努力以惨败告终,最终被歼灭了五十五万五千多名兵员,几乎丧失了全部战斗力。
这场重大的失败几乎让老蒋失去了所有的兵力支持,在李宗仁、白崇禧及其他“地方诸侯”的强大压力下,他最终不得不宣布下野。在参与这场淮海战役的蒋军高级将领中,从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,到其他一百二十四名将领,皆是蒋方军事指挥的中坚力量。
老蒋对这场败局的愤怒,集中在了杜聿明的头上,主要是因为杜担任的“前进指挥部主任”职位。尽管徐州“剿总”名义上由上将刘峙担任总司令,但实际上,指挥战斗的却是杜聿明。包括孙震、刘汝明、冯治安、韩德勤、李延年等人,他们在名义上是“剿总”副司令,实际上却要接受杜聿明的指挥。然而,孙震与韩德勤等人早已变成了“光杆司令”,而刘汝明、李延年、冯治安则在部队和兵力方面有着一定的自主性,根本无法轻易听命于杜。
展开剩余74%蒋中正的统治方式是通过制造部下间的互相猜疑与对立,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。只有当下属无法彼此合作时,他们才会向蒋中正投诉,进而让蒋能够越级指挥。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,使得蒋军内部充满了乱象,兵团与绥靖区司令各自为政,根本无法统一指挥。甚至连第二兵团的司令邱清泉,也时常不听杜聿明的调度,何况是其他指挥官。
根据刘汝明的参谋长李诚一回忆,在《淮海战役中的刘汝明》一书中,刘汝明曾主动绕过杜聿明和刘峙,直接向蒋纬国提出了自己的“妙计”,打算通过绕过解放军主力的方式,营救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。刘汝明曾抱怨:“菏泽到商丘的麦区本是我的领土,但却因为这个‘会战’计划,几乎失去了所有。”他并不愿意参与这场冒险的战役,认为即使有微小的失误,整个战局都会崩塌。
刘汝明在战役中的处境极为复杂,他在老蒋的军中始终处于较为低的位置,虽然有名义上的上将军衔,但其实际权力始终受到制约。原本担任冯玉祥西北军的部队成员,抗战爆发后被老蒋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和第四绥靖区的司令。然而,绥靖区与兵团平级,改编后,他所指挥的兵团只有两个军和六个师,战斗力远不如邱清泉等人的兵团。刘汝明因此极为不满,认为自己被迫肩负过多不必要的压力。
而邱清泉,则因害怕“地名犯忌”而拒绝驻守商丘,最终刘汝明被迫担当外围任务。刘汝明明确感到自己被当作“诱饵”,他对参谋长李诚一透露自己的不满:“总是我们这些兵力较弱的部队被放到外围,关键的地区却被邱清泉和李弥等人掌控。”即使如此,刘汝明并未彻底放弃,在战役中他曾紧急指挥米文和师撤回徐州,但不幸的是,撤退的部队在途中遭遇了解放军的全歼。
随着米师的彻底失败,刘汝明及其部队被迫调整战略,向南撤退。在蚌埠的战斗中,老蒋亲自下令派兵支援,要求刘汝明与李延年共同出兵救援黄维兵团。然而,刘汝明在面临危险时显得犹豫不决,最终拖延了时间,导致增援部队的速度远远落后,最终老蒋只能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,派兵包围了刘汝明的司令部。
在这场混乱的战局中,刘汝明提出的“妙计”未能成功实施,反而使得他深陷泥潭。如果蒋纬国能够听从刘的建议,黄维兵团或许有机会脱困,但现实是,刘汝明的“奇计”注定没有机会展开。当刘汝明意识到蒋纬国没有做出任何响应后,他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提议。
即使在失败之后,刘汝明并未因此丧失所有机会,反而幸运地通过他的逃脱,保住了兵力,并最终被蒋中正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。然而,历史证明,刘汝明的一生始终没有走出蒋家政权的阴影,直到他在台湾去世。
黄维兵团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,究竟是由于刘汝明的“妙计”未能实现,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意图出兵解围,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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